大凡读过有关周恩来回忆文章的人都知道，周恩来在熟悉的老同志面前，常称邓为“小超”；在比他年轻的熟人跟前，有时也遵从他们对邓颖超亲昵的称呼，称之为“邓大姐”。但他从来不用“太太”或当年盛行的“爱人”，更不袭用旧社会读书人谦称“拙荆”、“贱内”、“糟糠”这一类现在一般青年人不知为何物的称谓。
那么，在外宾面前，周恩来又怎样称呼邓颖超呢？1956年9月间，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求见周恩来，代表政府正式邀请周恩来总理和夫人访南。周感谢邀请，说他本人很愿意去；至于“我妻子访南的事情，我还要同她商量”。又说，我不久将出访印度，印度大使夫人花了很多时间“劝我妻子去印度”，但没有劝成。周恩来进一步解释说：“我妻子身体不太好”，出访有困难。（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周恩来在这次接谈中，为什么称印度驻华大使的妻子为“夫人”而三次称邓颖超为“我的妻子”呢？因为洋人分不清“爱人”（Lover）与“情人”（sweet heart）有何区别，且“爱人”未必为夫妻：“夫人”（madam）则是对第三者的专称；只有“妻子”（wife）的含义最清楚，不会引起误解。邓大姐对被称为“妻子”并不介意。（见拙著《周恩来外交学》，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页）倘若《我的夫人杨沫》，以英文书名My madam Yang-mo出版，则洋人将视杨女士为第三者的妻子，一如印度大使之妻的专称。
大家知道，周恩来说话，用词命意，严谨而准确。上引他与南驻华大使的谈话，不称“我的夫人”而称“我的妻子”，使用上之规范与明确，毋庸置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