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1869-1936年） 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更名绛，号太炎，后又改名炳麟，浙江余杭人。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门第而后又遭败落的家庭，一生经历了戊戌维新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时期，走过曲折的道路，是我国近代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著名的学者。鲁迅先生曾十分推崇他那“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的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的豪杰精神，并誉之为“后生的楷范”，（参看《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辛亥革命后，他退居书斋，钻研学问，粹然成为一代儒宗。在学术上，他涉猎甚广，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逻辑学等方面都有所建树。一生著述颇丰，文字较古奥难懂。主要著作由后人编入《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和《章氏丛书三编》，自1982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章太炎全集》，网罗繁富，有中国文化百科全书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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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周末
太炎的学问，当世即甚少有人质疑；而其论政，则向为人所轻，早年便有“章疯子”之称。一般多认为太炎论政的文字，不必认真看待。然而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太炎在民国历史关键时刻的策论，不仅不是隔膜的书生之论，且都颇能切中时弊。其论政多从中国整体出发，眼光远大，所献之策，常常是最应该做的。不过，太炎计之所出，有时要求领袖要有天下为公的愿望，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性；而民国政治人物，似又不能不顾及本派本党利益，实难超越。结果太炎所献之策，几乎无一被采纳，故给人以所论不中的印象。
在清季民初的过渡时段，遗存的士与新生的知识分子共存，那一两代读书人的心态和行为常有相互覆盖的现象。像章太炎这样最后一代的士，早年处于思不出其位的时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时的议政就是参政；晚年却不得不议政多于参政，有时甚而不问政治，恰体现了从士的时代转化为知识分子时代的社会大潮：他们在思想上仍欲为士，但社会存在却分配给他们一个越来越近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给这批人的生涯增添一笔悲剧的色彩。
1900年严复至上海，太炎曾将其著作呈上，欲得“大将为施绳削”。严复对其文章至为欣赏，赞太炎能“自辟天蹊，不以俗之轻重为取舍”，实希望他专意于学术。但太炎则以“嵇康之遇孙登”来比喻他和严复的交往。按《晋书》说嵇康从孙登游三年，临别时孙登劝嵇康避世不出，“康不能用，果遭非命”。太炎此比虽示谦退，显有不听劝而终欲入世参政之意。然嵇康虽欲用世而不容于世，太炎之言不免有点谶语的意味。后来章氏虽不至死于非命，但其参政论政也多不能为世所接受。
“政治家”或“文章士”？
章太炎不但好论政，也善论政。前者为时人所共知，而常为研究者所忽略；后者则一向甚少得人首肯。刘成禺说太炎“与人讲音韵、训诂，不甚轩昂；与人谈政治，则眉飞色舞”，则其喜好可见一斑。章氏自认其长于论政，更在其学问文章之上。据周作人回忆，清季太炎在东京讲学时，已颇叹世人不了解他，常对人们只请他讲学不满；他曾一再十分认真地对弟子们说：你们不知道，我所长的是谈政治。周氏在北伐期间一时激动曾写过一篇《谢本师》，那里面也说，他知道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
可知太炎自诩长于政治决非虚言，但章氏弟子大都不同意老师的自定位，以学问名家的黄侃即觉太炎论政是“用其所短”。周作人也说：东京听讲的学生们都读过太炎的政论文章，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却仍以为老师的伟大一在反满，二是学问，实在看不出多大的政治才能。北伐期间太炎颇热衷于“反赤”，周氏乃因“先生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与一些学生一起对章表示不满。这多半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评价，并不足说明太炎是否真正长于政治。
章门许多弟子基本是文化人或学问中人，对实际政治了解不足，很可能看不懂老师的政论文章，恐怕未必真知其师。太炎弟子中能对老师稍具“了解之同情”者，大约要数鲁迅。他以为：“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所以他给章太炎的定位，乃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有一点大体不差：言革命时的章太炎，正处时代思想言说的中心；而其学术贡献虽大，却未必总能占据当时学术言说的中心。
鲁迅强调：“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这里当然也还有一个差异，即何者可算“战斗的文章”，恐怕太炎自己与鲁迅的标准就未必相同。与周作人一样，鲁迅对太炎晚岁的政治表现也甚不以为然。若依太炎本人的意思，后来许多人认为其“反动”或“落伍”的那些政论，应该也都很有“战斗性”，不仅不是什么“江郎才尽”，或者还是“庾信文章老更成”呢。但鲁迅能认识到太炎的政论超过其学术业绩，已属甚少见的知音。
的确，太炎的学问，当世即甚少有人质疑；而其论政，则向为人所轻，早年便有“章疯子”之称。据说此称号最初还是太炎自己使用，但很快就成为论敌习用的诟骂；三人可以成虎，重复的次数多了，人们多少要受其影响。结果一般多认为太炎论政的文字，不必认真看待。民元时统一党等合并为共和党，太炎颇有异议，连函张謇陈述其见解。张謇颇不以为然，在其日记中说：“连接章函电，槎桠特甚，乃知政治家非文章士所得充。”
章太炎究竟是个“政治家”还是“文章士”？我们如果细读太炎的《自定年谱》，里面除少年时多涉及其读书外，其成年后讲述政治活动和言论的内容，远远超过论学者。可知太炎的自选身份认同，恰是一个主要关怀政治的士人。周作人指出：太炎对政治的关怀本是“出于中国谬见之遗传，有好些学者都是如此，也不能单怪先生”。去除其褒贬的春秋笔法，此语终点出有意参政乃中国士人的传统，还算稍有所见。
传统的士人把“立功”置于“立言”之上。章太炎曾两次为自己寻墓地：民初被袁世凯软禁时选择葬在“攘夷匡夏”的明刘伯温墓侧，1936年国难危重时则选抗清英雄张苍水墓侧；其自选的盖棺定论恰侧重于“立功”而非“立言”，且均以“攘夷”为标帜（不过前者抗元而“匡夏”有成，后者抗清却失败，大致合于当时的国势）。鲁迅说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浙江省长谭震林说其是“反帝哲人”，两者合起来最接近太炎的自定位。
一语足定天下安危
像章太炎这样最后一代的士，晚年虽基本以讲学为主，看上去很像专业知识分子；但他们确如周作人所说，是与传统士人一样参政不成之后才做学问。尽管他们常常被迫（而非主动）回归学术，大都出于天下无道、不得不退隐以挽救人心的被动选择。其想参政的传统情结一直都在，且“出仕”的愿望到老并不稍减。一有机会甚至一有可能，他们仍旧要“出山”身与直接挽救世道的努力。
太炎参政愿望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在1923年拥黎元洪反直系时，他有一次与人论及内阁总理人选，发现拥黎派诸人或不愿出山、或能力不足，皆有不合适处；而他自己则不仅会“毅然不复推辞，且于草昧经纶，亦自谓略有把握”，几乎是毛遂自荐了。但黎元洪等或与张謇看法相类，并未认真考虑太炎的愿望。太炎直接参政的机会不多，然其在民国历史关键时刻的策论，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不仅不是隔膜的书生之论，且都颇能切中时弊。
章氏的政治主张，多本“天下为公”的理念，而少注意一派一系的私利。辛亥起义后，太炎首先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继而先主张建都武汉、复主张建都北京，更参与筹组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统一党），皆实行其自定位的“任调人之职，为联合之谋”的宗旨，而有背于他所在的同盟会一党的利益，故颇为革命党人所侧目。
民元时中国军政势力形成三大中心，除北京外，尚有黄兴任留守的南京和副总统黎元洪坐镇的武汉。太炎上书袁世凯，教之“以光武遇赤眉之术，解散狂狡；以汉高封雍齿之术，起用宿将；以宋祖律藩镇之术，安慰荆楚”；希望获得真正的全国统一，进而使中国“复一等国之资格”。这是广为引用的名句，但引者多受国民党（同盟会）观念影响，以此诟太炎以革命党人身份而助袁。其实章太炎以国士而献策于中华民国新任大总统，追求的是国家的安定统一，自不必以党派观念而非议之。
若就其策略具体言之，则不仅不是什么书生迂论，反处处是切实可行的要着。但当时的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皆顾及自己派系私利，而不以太炎所论为然，致民元时大好局面，迅速被破坏。充满希望后的失望，远甚于无望。民国乱象的肇因之一，即是许多人的极度失望。后之研究者多从革命党观念看问题，独归咎于袁世凯（甚者复又归咎于中国文化）。且袁氏固然自私，党人也多乏公心，恐怕双方都有相当的责任。
进而言之，袁世凯不能用章太炎所献方策，自有其特定的考虑，但不能据此说太炎的谋略不高明。当时参谋次长陈宦也曾对袁世凯献计，欲逐步化解废除各地军政势力，其计大致即由前引太炎一段话化出。惟陈之所虑皆以巩固袁个人地位为先，而不以全国的真正统一为重；结果在增强中央政府权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南北的畛域之见，为后来的南北对立伏下隐患。
据说章太炎在民元进北京，见了当时的参谋次长陈宦就视为“中国第一等人物”，但同时也指出，“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盖陈知章所献方略之功用，而章知陈识其策，惟其心不全在“国”，反多顾及一方之私利。后来太炎去世，陈宦称世无知音，并云他是真知太炎者。陈氏明确指出：章氏一语，足定天下安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