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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傅雷，一生凡事一丝不苟，尤其珍惜自己的笔墨。当年翻译法国文学名著《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精益求精，一译再译，几易其稿，但一经定稿竟不许编者改动一字一句。傅雷还把这种严谨的为文之风用在教子上。他不仅把巴尔扎克的系列小说翻译给中国读者欣赏，还为世界人民献上了一个音乐家———他的儿子傅聪。
傅雷的这一作风，在他辞别人世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临走前，他没有忘记托自己的内弟朱人秀上缴当月55元的房租，没有忘记给自家的保姆周菊娣留下一块女表，一个旧挂钟，一张600元的存单作为她过渡期的生活费。他说：“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最后剩下的53.3元又托付给朱人秀作为自己与夫人朱梅馥的火葬费。没有一丝一毫的疏忽，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
1966年9月3日凌晨，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傅雷与夫人朱梅馥携手同肩，双双自缢身亡。
9月2日夜，傅雷和夫人留下了一封最后的家书。这是写给其内弟朱人秀的遗书。遗书让人们看到，傅雷的“反党罪证”是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小镜子后有蒋介石的头像，画报上有宋美龄的照片，可这两件东西是傅雷的小姨子寄存于傅家的。
他在遗书中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介书生痛切的自白：“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就这样，“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傅雷夫妇辞别了动乱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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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20多年前，从傅聪的舅舅朱人秀那里得知了她的非凡之举。后经多方打听，终于在上海一条普通的弄堂里，找到她的家。
她不在家。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屋子里，她的母亲接待了我，说她到一个画家那儿切磋画艺去了。
原来，她的父亲江风是一位身世坎坷、正直清贫的画家，已经故去。受父亲的影响，她自幼喜爱绘画、书法。她的母亲拿出她的国画给我看，不论山水、花卉，都颇有功底，书法也有一手。我正在观画，屋外传来脚步声。一个40多岁的女子，腋下夹着一卷画纸进来了。哦，正是她
她脸色苍白，穿着普通，举止文静，像她这样年龄的上海妇女，绝大多数烫发，她却一头直梳短发。
当我说明来意，她竟摇头，以为那只是一桩小事，不屑一提。我再三诚恳地希望她谈一谈。她说：“如果你不对外透露我的姓名，我可以谈。”我答应了。
她与傅家毫无瓜葛，但她从小喜欢读傅雷的译作，从书中认识了这位大翻译家。她也喜欢弹钢琴，看过傅聪的演出。1966年9月初，她正在钢琴老师那里学琴。钢琴老师的女儿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带回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她听罢，心潮久久无法平静。后她又听说，“傅家属于黑五类，又是自杀的，死了不准留骨灰！”这些消息，使她坐立不安，夜不能寐。
一种正义之感、一种对傅家厄运的不平之情，驱使她勇敢地挺身而出，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行动——这一切，当时连她的父母都不知道！
她出现在万国殡仪馆，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无论如何要求保存傅雷夫妇的骨灰，她说得那么恳切，终于打动了工作人员的心。她从殡仪馆登记本上查到傅聪舅舅家的地址，在傅聪舅舅的帮助下，终于把傅雷夫妇的骨灰盒，放进一个大塑料口袋，转送到永安公墓寄存。为了避免意外，寄存时骨灰盒上写傅雷的号——傅怒安。
就这样，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一位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含冤而死，却被一个忠诚的读者，冒着生命危险，把骨灰保存下来。
她出于义愤，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傅雷夫妇含冤离世，声言傅雷是爱国的。信末，她没有署名。在当时，27岁的她，还是一个“无业者”——在父亲身边充当绘画助手并照料父亲。
她原本在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中部读书，门门成绩优秀，步入大学校门应不成问题。然而在1958年的“反右派运动”尾声中，学校里“右派分子”还“不够数”，便把一位女教师打成“右派分子”。可女教师的“右派言论”仍“不够数”，便一定要与女教师关系密切的她“揭发”。由于她不愿从命，结果在毕业鉴定中被写上“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这八个大字断送了她的前程。于是，她只得居家从父绘画。
她没有想到，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公安局经过反复调查，确定她背后无人“指使”，才没有给她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但是，她却因此在“反革命”的阴影之中生活了12年之久！
1972年，她的父亲去世，她被分配到里弄生产组工作，那时她已经33岁。那“反革命”的可怕名声耗尽她的青春，从此她与爱情无缘。直到1978年傅雷冤案得以平反，她终于走出阴霾，却已经三十有九……从下午三时一口气谈到晚上八时，我深为她的精神所感动。我发表了报告文学《她，一个弱女子》。我信守诺言，通篇只用一个“她”字。
此后，我与她有了许多交往。1985年秋，46岁的她居然去报考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两年后毕业，各科成绩皆优，终于圆了大学梦。
更令我感动的是，她对于傅家的感谢之情，退避三舍，淡然处之。傅家不忘她当年的正义之举，总想找机会报答。她却说，“我与傅家毫无关系”！1997年10月，傅雷次子傅敏来到上海，希望会晤从未见过的她，她同意了。当傅敏刚要表示谢意时，被她马上制止了。那天我带了照相机，想给她与傅敏夫妇一起拍一张合影，她也谢绝了——她从来不让我拍照。这些年，她唯一答应我的要求，是允许公开她的姓名——江小燕。
江小燕当年的所为，用今日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见义勇为”。然而，这对于一个纤纤弱女子而言太不容易了。一生磨难，退休时她还只是“助理研究员”。无权无势、无名无利的她，年逾花甲，至今独身。然而，绘画、书法、诗词、音乐，使她的精神世界格外充实。她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余深心之宁然，净然，此万金所难易，则何悔之有？”这“宁然，净然”，正是江小燕心灵的写照。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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