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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杜兴 毛剑杰
曾经密布于中国的几十个集中营，与关押其中的上百万的战俘与平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是被遗忘的历史和群体。
从现在的资料看上去，发现日军在华集中营，更像是一个一个的偶然。
1985年，刚刚从军队转业到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何天义，接到一个任务——调查石门南兵营被俘党员的抗日斗争经历。查阅档案之后，何天义才发现，这哪里是个“南兵营”，其实就是一个“集中营”。从1938年到1945年，日军在这里关押了约5万抗日军民，其中约2万人被折磨致死，3万人被送往伪满洲国、伪蒙疆和日本本土当劳工。
而这些人经历的苦难，在抗战胜利后的瞬间就被遗忘的无影无踪。数十年间，无人提起，无人问津。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当这些人再一次被“发现”，是1960年代，但他们并不是作为“受难者”，而是一群“叛徒”、“汉奸”和“特务”。
当何天义在尘封已久的档案中，阅读着这些集中营中幸存者的一份份“供述”实录时，一种心痛感油然而生。苦难，不仅仅是个人经历，更是一种社会记忆，而他也开始了长达20年的发现之旅。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退休教授刘林生，则是从父亲刘侵宵那里得知日军集中营史实的。1940年，还是抗日决死二纵队游击五团敌工科科长的刘侵宵，在一次日军扫荡中被俘。随后被送往“太原工程队”——也就是后来日军在太原的集中营。在那里，刘侵宵“经历了一段非人的生活”。
这段经历，先开始仅仅是作为家族记忆的方式传承下来。但刘林生并不满足于这些，他想知道更多的事实。十多年来，他四处查找，搜寻，访问，试图在历史的淤泥中，打捞出更多的细节。当资料日渐丰厚，和父亲一样的幸存者开始讲述越来越多的经历的时候，他不再满足于个人的好奇心，而是要将这些全部记录下来，保存下来。
在北京，一个名叫张子峰的收藏者在琉璃厂东街自办了一个“抗战博物馆”，经常会有人“一麻袋一麻袋地拉来无人要的档案”。在这些数以万计的档案中，一个名叫村喜赖关的日本战犯亲笔供述引起了他的关注。这份供述，详细地描述了一个叫“北平俘虏营”的地方。这个俘虏营直属华北方面军参谋二科管理，不但关押战俘，而且还是当时惟一一个在战俘中挑选背叛者，训练成特务的地方。
而在上海，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熊月之在1990年代初期访日时，意外被人问及关于上海盟国侨民集中营的研究情况，这才初次了解到这段被遗忘的历史。2005年4月，熊月之终于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馆发现了有关上海集中营的大宗档案，这份多语种的档案中还包括在沪日军汇报集中营动态的月报，尽数反映了集中营里的生存状况。于是，他和他的课题组开始翻译这些资料，并着手研究……
有关集中营的记忆，就这样，通过一个个碎片进入到公众视野当中。但仅仅是这样一小部分的发现，就足以窥测出社会记忆中缺失的巨大空白。这是被记忆的多方当事人，有意或无意共同遗漏的一段历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在有关盟国侨民集中营研究的《报告》中这样解释这个原因：“集中营处于封闭状态，与华人社会隔绝。被关押的外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绝大多数离开中国，他们关于集中营的回忆资料很少为外界所知。所以，一般中国人对此也知之甚少。对于欧美人来说，发生在上海的这段历史，不是发生在欧美世界，不是发生在反对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因此也很难引起他们的重视。加上与集中营相关的日本方面的档案一直没有公布，这样，在以往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中，这段历史就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而有关中国战俘和劳工在集中营的经历，为何也湮没无闻？情况则要复杂得多。也许一个小故事能说明一些问题。1968年，石家庄曾经成立过一个“南兵营专案组”，对被俘进入南兵营的人进行过持续数年的调查。当时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和八路军的人，被定性为“叛徒”，在战俘集中营被推举为“队长”、“班长”和管理人员的，被认定是“汉奸”，而那些被送到日本当劳工，抗战后回国的，则又被认定为“特务”。
巴特莱特曾在《记忆：一项实验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一书说，记忆是一种社会性的过程，是一个依赖于周围的情境而对记忆内容有选择地加以重构。
当整个社会的环境倾向于选择遗忘或否定，那么，无论这段苦难带给个人多么大的伤痛，留有如何深刻的记忆，都只是私人化的，无法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
被俘，一旦成为一种社会耻辱，多数被俘者会选择遗忘，这显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遗忘，而是一种有意的社会遗忘。这不仅存在于中国的俘虏中，也同样存在于有着集中营经历的欧美人士。同样，在以色列建国多年后，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才开始打破沉默，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帮助受害者走出屈辱，也促使了加害者和全体人类的思考与反省。
即使如温莱特这样的将军，当他走出集中营甚至站在密苏里号上接受日军投降时，感受到的并不仅仅是胜利，也包括痛苦和屈辱，即使他们的同胞仍然视他为英雄。也许在这些人看来，他所在的国家是胜利者，而他个人却是一个失败者。
更何况在东方民族，一个普遍倡导“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群体。正如抗战文物收藏家樊建川在《抗俘一书中》写道，抗战中战死疆场的百万将士享受烈士荣光，抗战中负伤挂彩的百万将士享受壮士荣光，而抗战中被俘的将士呢？不可否认的是，我们长期采取了回避、隐匿、淡化、掩饰、失语的集体立场。
事实上，这些俘虏们，“为拯救国家而坠入地狱”，他们完全可以挺起胸膛一起分享胜利的欢乐与荣耀，如温莱特那样，他们同样无愧于英雄之名。
在新的情境之下，当后来者通过各种途径，有意无意中闯入到这个记忆的空白点，并试图探寻、研究、传播这段历史的时候，就开始了集体追忆的阶段。而正是有了集体记忆的复活，才可能有个体回忆的全面复活。因此，并不是完全巧合的是，无论是中外曾经有过集中营经历的人，都是在数十年后的不久前，才开始对外讲述自己的那段记忆。
2005年，一个名叫薛涛的８０岁老者，当看到张子峰在自己的博物馆摆放出有关集中营的史料时，突然失声痛哭。60年前，他正是这个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当他拿着自己亲手绘制的集中营地图，一遍一遍向公众开始讲述那段沉埋已久的悲伤往事的时刻，个人记忆也就开始融入到整个社会记忆当中。
而这样的记忆，应该融入我们的历史之中。只有这些，我们历史才会完整。
本刊与网易征中国集中营线索
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网站上，一则公告开始向公众征集有关“上海盟国集中营”的史料，公告中说“我们衷心希望尚健在的盟侨集中营的经历者或其后人能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实物、书籍、档案、影音等原始资料，与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将这一历史事件真实、生动地展示出来。”
实际上，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关于上海的记忆。在各个集中营曾经发生的这一切，都是我们民族历史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在此本刊与网易携手，向全球征集关于中国集中营的相关证人、证言、证据、史料及线索。收集的资讯将转交相关研究机构进行研究，并由本刊及网易选摘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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