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世界首富伍秉鉴与林则徐的是非恩怨

世界首富伍秉鉴的末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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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但无论是2600万两白银的家产，还是三品顶戴，都无法使他在大清王朝与欧美列强的夹缝中安身立命，更无法阻止战争和大清王朝的没落。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名中国人，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坤、伍秉鉴和宋子文。相对其他五个，伍秉鉴则是惟一一个凭借商业贸易成为世界首富的中国人。

1839年3月10日是中国农历的正月二十五，传统的新年刚过去，珠江南岸溪峡街的伍氏花园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这是一座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的园林建筑，中央的大厅可摆筵席数十桌，能容纳上千个和尚诵经礼佛，后花园还有水路直通珠江。寂静的花园中，一位老人正在小憩。他就是广东十三行首领伍秉鉴。

这一年，他70岁，正是普通人儿孙满堂颐养天年的时候。但是，从今天开始，他注定不能安享晚年。

1839·禁烟前夕

这一天，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广州城万人空巷，争睹钦差大臣的风采。伍秉鉴的五儿子伍绍荣是现任的怡和行老板和十三行总商，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的时候，早有准备的伍秉鉴突然变得不安起来。

十三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团体，它还肩负着海关的责任。如今广州鸦片走私猖獗，作为十三行的领袖，伍秉鉴父子自然脱不了干系。

凭着在官场的特殊关系，伍秉鉴早已获知林则徐来广州的消息，也明白林则徐所为何来。因此，他提早就安排儿子伍绍荣警告那些外国商人，不要往刀尖上撞。

但是，那些夹带鸦片的外商并不听从伍秉鉴的劝告。以他们对中国官场的了解，林则徐也会像其他官吏一样雷声大雨点小，走走过场，刮阵风就回京复命了。而他们多年来与中国鸦片贩子的良好合作加上与广州地方官吏的“亲密关系”，更加强了他们的判断。他们抱着侥幸的心理，既不返航，也不销毁鸦片，而是把装有鸦片的趸船开到大屿山南部藏了起来。

事情很快传到了林则徐的耳朵里，并成了伍秉鉴勾结烟商的罪证之一。

这一夜，伍秉鉴难以入睡。而此刻，林则徐也没有睡意，他正忙着起草第二天的告示。

次日，两张告示出现在林则徐的辕门外。《收呈示稿》宣告钦差大臣此行目的是查办海口事件。《关防示稿》则申明：钦差及随身办事人员一律在公馆内用餐，不须地方供应；买东西一律照市价付钱，不准赊欠；钦差出门坐轿，不许地方官员派人伺候；如果发现借侍候钦差的名义“扰累”百姓，“即与严办”。

这两张告示让江对面的伍秉鉴加重了自己的忧虑。他看得出来，林则徐的信心和决心都来自紫禁城里的道光皇帝，大清王朝已经下定了禁止鸦片的决心。洋商的侥幸心理和大清朝彻底禁烟的决心，伍秉鉴都难以改变，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而此时，如临大敌的却不仅仅是伍秉鉴。

十三行的宝顺洋行里，英国商人颠地的心里也忐忑不安。他是英国最大的鸦片贩子，在中国臭名昭著。1836年清朝大臣许球曾上奏道光帝要求查拿，后来邓廷桢、骆秉

章奏折中也都指出他实为奸夷之“渠魁”。前几次，他通过贿赂广州地方官员逃脱了制裁。但是，林则徐来了，他还会那样幸运么？

林则徐的确是一位干练的钦差大臣，在来广州之前他已经派人调查鸦片走私的情况。到广州的第二天便召集邓廷桢、恰良、关天培、豫堃等地方要员商议禁烟，并安排人手认真询查外国鸦片贩子的活动踪迹。

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林则徐制定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查封烟馆，禁止买卖鸦片，严惩不法商人，从源头上截断鸦片的流通；另一方面，严禁吸食鸦片，设立戒烟所，强制戒烟。而要彻底堵住鸦片的源头就必须拿外国烟商开刀。但是，又该怎么和洋人交涉呢？林则徐首先想到了广州十三行。

夹缝中的十三行

十三行商馆集中在广州城郊西南角，紧靠珠江，那里是一个繁忙的水码头。1686年，广东政府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1757年，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而十三行则是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渠道。

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加上行商的努力经营，十三行得以迅速繁荣起来。清政府从十三行处每年获得的海关收入由起初的几十万两上升到上百万两，十三行逐渐被称为“天子南库”。因此也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大富商，其中就包括当时的世界首富伍秉鉴。

在外国人眼里，伍秉鉴就是财富的化身，他的商名“浩官”也成了发财致富的同义词，以至于美国波士顿的一艘商船也以冠上了“浩官号”的名称而自豪。他曾经亲手撕毁一位美国商人欠他7.2万两白银的借据，也曾经给他美国的义子约翰·福布斯（此人日后成为美国著名的铁路大王）50万银元，帮助他创立了旗昌洋行，慷慨之举在外商中广为流传。他的投资遍及美国、欧洲、印度和新加坡，被西方学者赞誉为“天下第一大富翁”。

但是，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社会地位和财富并不完全一致，“士农工商”的排序中商人是最低贱的。这些通过垄断贸易而致富的十三行商人都纷纷向政府捐款以换取毫无权利的官衔。伍秉鉴也曾经花费巨资换来了一顶三品顶戴，摇身一变成了朝廷命官。

不过，行商们虽一个个腰缠万贯，也顶着三品、四品的顶戴花翎，行事却并不张扬。外国商人眼中的世界首富伍秉鉴，“天生有懦弱的性格”；甚至“一辈子只开过一次玩笑”。他的节俭深受美国商人的称道。而那红色的顶戴，从不在公众场合戴出来炫耀，只是在自己生日的时候偶尔戴一下。

事实上，伍秉鉴这样的官商，在皇帝和百官眼中还是可随意盘剥的商人。每当国家发生灾难、战事，皇帝和权贵们搞个红白喜事，或者地方官要向上级讨个好，十三行的商人们就必须“主动报效”或“捐输”。台湾学者陈国栋根据官方档案统计：1773年到1835年，十三行总共捐献了五百零八万五千两，而这仅仅是见诸史册的记录罢了。

无休止的摊派和募捐还不是行商们最难忍受的事情。清政府为了保证天朝大国的尊严，要求十三行不得对外商欠，一旦发生，所有行商负连带责任，其债务由其他行商负责清偿。此外，清政府还规定任何外商都必须由十三行中最富有的商家作担保，一旦外商拖欠清政府税款，则由行商负连带责任。这就形成了十三行的“保商制度”。

十三行不仅仅受到政府和官吏的盘剥，他们还必须看那些外国大商人的脸色。伍氏家族如果没有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密切关系，就不可能获得最大的贸易份额，也成不了世界首富。而那些小的行商们，在官吏的盘剥之后，经常缺少周转的现金，这个时候就只能向外商们借款才能勉强维持。

在这种情形下，十三行的行商们无时无刻不处在风险之中。台湾学者陈国栋评价说：“对绝大多数行商而言，破产根本是必然的，早在他们一当行商的时候就已注定了。”

行商们无不渴望挣脱这个牢笼。十三行之同文行行商潘正亨甚至决绝地说：“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

伍秉鉴也多次申请退休，却都得不到官府的许可。1826年，他以50万两的代价（《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将怡和行行务交与第四子伍元华掌管，但政府仍然要他为所有行商作担保。他甚至表示愿意把百分之八十的财产捐给政府，只求政府允许他结束怡和行，安享他剩余百分之二十的财产，仍然未被允许。因此，直到1839年，他仍然是怡和行的真正掌管者和十三行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