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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开运和他的战友是借助几个粪桶飘过长江才逃离南京的，更多的战友就永远地留在了长江水中、紫金山上以及它们所环绕的这个古城。1937年12月，惨烈的南京保卫战在这里展开，提起这一场战斗，参加的易谨感叹：“这南京啊，那就很惨，南京是混战。”而另一个部队的蒋堂华说：“南京，提起来就是血泪史啊。”严开运也正是从这“混乱和血泪”中趟过来的。
1937年11月26日，从淞沪战场撤下的教导总队第二团十三连第一排排长严开运带着他的炮兵排回到南京，投入守卫南京的战备中。这个时候，中日战争已经打了5个月，中方已经丢失了北京、天津、包头、安阳、太原等等北方重镇以及上海，伤亡军民200多万。可是双方并未正式宣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也正在中日之间斡旋，希望双方能够和谈，由于日方提出的要求过于苛刻，和谈于第二年的2月破灭。
战争并未因和谈有丝毫的延缓，淞沪会战刚结束，日军便在华中方面军司令长官松井石根的指挥下进军南京，而11月12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从广义上讲，这个时候南京保卫战已经开始了。当时的南京卫戍军参谋科长谭道平说：“首都卫戍战的开始，是我军退出上海战区的那一个日子。”
布防南京
“铁卫队”预备死守三个月
淞沪一役，日军攻下上海，可付出的代价超出了他们预料，而此前所预想的“三个月亡华”的美梦也破灭了。一种欲速不达的焦躁，茫然、愤怒的情绪蔓延在日军之中，就像一部记录片里所讲，“南京保卫战是在一群几近疯狂的刽子手之前展开”。
本来，按照军事委员会1935年制定的《首都要塞计划》，日军不应该来得这么快，南京保卫战也不应该在南京城打响。这个计划是张治中主导的，其战略思想是，“南京的防卫并不在南京本身，而在外围太湖地区”。这个区域，国民党军队多年经营了两道防线：吴福线南起苏州，北迄福山，锡澄线南起无锡，北至江阴。他们横亘于铁路、公路、运河间，充分利用江南湖沼如网、河流纵横，兼有山丘的地形特点，是阻挡日军西进的理想地域。
严开运所在的教导总队便是计划中的防卫部队，他们已经在南京地区驻防四五年，被称作蒋介石的“铁卫队”，辖有三个步兵旅，仿效德国步兵的编制，全队3万多人，是南京保卫战中装备最好、实力最强的部队，总队长桂永清，参谋长邱清泉。去淞沪战场前严开运在南京负责防空，而四年前在这里的中央军校也就是黄埔军校第9期上学，南京的山水、街道都是他学习训练时便熟悉了的，而南京的外围地区：无锡、苏州等地也是他常常行军训练、演习的场地。
严开运回到南京时，已经进入唐生智的布防体系，教导总队在紫金山、麒麟门、中山门一带设防。总队的左邻是王敬久的87师，他们和孙元良的88师共同防卫紫金山、雨花台一线，这是自古守南京城必争的两个据点，如果这两个地方失守，南京城也就守不住了。
悒江门是通往江北的必经之地，万一要撤退，必须从这里渡江。唐生智在布置防务时，为了表示背水一战，“誓与南京共存亡”，让原来的两艘可坐七八百人的轮渡开去汉口，剩下的只有几艘小火轮，还被他交由36师看管，不允许守城官兵私自渡江，同时唐指示江北的胡宗南第一军和江南悒江门外的宋希濂36师：有人私渡，军法处置。
“官兵间有死守南京三个月的说法”，严开运回忆，战事开始之前的某一天，他在路上遇上了同期同学谢造时，一团三营迫击炮排排长。谢邀请他到驻地便餐，这是明孝陵东南的一个小村，谢还让严看了该排饲养的猪、鸡和储存的粮油、木柴等，很自信地说：“你看，够三个月用了吧？”当时湖南有一个师要谢去当连长，电报已经到了，总队也同意他去，谢说“我把这一仗打完就走”。可是，这一仗还没打完，他已经在梅花山南侧阵亡。
江边溃退
多少官兵葬身长江中
12月7日凌晨5时，乘敌机没有出动，蒋介石乘坐“美龄号”机在一小分队飞机的掩护下，飞往江西庐山。
第二天，日军的总攻开始了。12月9日，松井石根致牒唐生智投降书，劝其10日中午前交出南京城。唐生智拒绝，并要求守备部队“应与阵地共存亡”。
战事最惨烈的，正是雨花台和紫金山两地。严开运此时已升任代理连长，他带的小炮连属于第二线阵地，12日下午，第一线的二团十四连连长颜希孺到小炮连掩蔽部，与严开运作了一次短暂的联系。多年后，严开运记忆中的对话是这样的。颜跑来第一句话是，“有酒没有？拿来给我喝！”他接过严递来的瓶子，一饮而尽，接着说：“现在第一线够吃紧的，稳不稳得住还很难说，要是撤退的话，你走不走？”严说：“有计划的撤退，当然要走，没有计划，就麻烦了。”颜听了发出一声冷笑，“还能有计划地撤退吗？”严反问：“你准备怎么办？”颜说，“不管怎么样的撤退，我不走了”。他从腰部取出两枚卵形手榴弹，一手拿一个，无限感慨地说：“你看，够本了吧”。
据颜希孺的一个排长对严开运说，“黄昏的时候，连长接到撤退命令，很快召集班、排长作了传达，并安排我负责指挥，立即撤退。他说全连撤退后，他还要到各阵地检查，看有没有什么遗漏，几个战士要求与他同行，被批准了。而我们，再也没见他们的踪影”。
颜希孺的话里，严开运读出了异样，而另一位军官的回忆就很直白了。87师副师长兼261旅旅长陈颐鼎回忆，“南京城的保卫战，糊里糊涂打了5天，这5天里，上级没有同我们见过一次面，也没有告诉我们南京保卫战的一般部署情况，事后也没有听说哪一个指挥官因为失职而受处分”。
唐生智虽有誓死守城的决心，却卧病在床，没有守城的指挥能力，更没有撤退的计划。严开运则批评他：“始而单凭主观愿望，缺乏现实考虑；继而仓皇撤退，弃城而逃。”
唐生智的指挥紊乱在撤退中表现得更明显。12月12日中午，雨花台失守，此后，中华门、光华门等相继告破。下午4时，唐生智召集师长以上各将领在唐公馆开会，会议进行了20分钟，唐向众人宣读了蒋介石11日的两封撤退令。
按照原来的撤退命令，南京守军应是“大部突围，一部渡江”，即只有直属部队、第36师以及宪兵部队渡江，但宣读撤退令后，他又口头命令，第87师、88师、74军、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也可过江，向滁州集结”。
因为轮渡被开走，卫戍部队手中，只有几艘小火轮和民用船，一夜之间能运送两个师已属不易。而唐的口头命令，又让等待渡江的人增加5个师，而当时各部队、阵地间电话已经不通，很多部队无法收到撤退的命令，甚至有的军官没有传达命令就自己先跑了，各部队闻风而动，局面一下子异常混乱。
通往江边的路上，有被枪战打死的，也有被踩死的。作战参谋刘庸诚听说被踩死的尸体达两三层之厚。
即便到了江边，少量的船也无法让这么多人渡过。第78军军长宋希濂后来回忆：“因载重过多，船至江中沉没者有之；因争夺船只，互相开枪毙伤者有之，将船击毁沉没者亦有之。许多官兵拆取店户门板，制造门筏，行至江中，因水势汹涌，不善驾驭，惨遭灭顶者数以千百计。哀号呼救之声，南北两岸闻之者，莫不叹伤感涕，真可谓极人世之至惨。”
有多少官兵葬身长江中，现在已无法考证，在一个纪录片中，87师的李文秀说渡江过程中被日军炸死和在江中淹死的超过5万人，而据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南京保卫战》的研究，参加战役的15万人，最后剩下的只有5万左右，损失的人员在战斗中阵亡1万左右，剩下9万左右都是在撤退、突围时阵亡，或者留在南京被杀。
击毁敌机
领奖金领来撤退命令
唐生智在开会布置撤退的同时，严开运的连队击毁了一架敌机，当时总队的规定是击毁一架敌机奖励500元，于是严特地跑到指挥部去领奖金，这一次他领来的是撤退的命令。
据作战参谋刘庸诚回忆，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回到指挥部后，传达了命令，指示参谋处只带少数重要文件，其余销毁，同时促参谋长邱清泉同行前往下关渡江。当时守卫紫金山主阵地的第三旅仍在激烈战斗，守卫光华门的谢承瑞团，也在极力反抗，于是邱说：“你先走，我暂留下，以便和各团营研究一下撤退的办法。”
桂永清走后，邱清泉静坐在电话机旁，慢慢地抽烟，有时双目紧闭，若有所思。这个时候，严开运兴致勃勃地跑到指挥部，向参谋长行了一个军礼，并报告了击落敌机的情况。
“打得好！”邱清泉首先说，稍停又说，“奖金以后按规定发给你们。撤退的命令接到没有？”
“怎么？撤退吗？命令没有接到。”
“是的，马上行动，队伍先到马标集合，再渡江到浦口。火器和不便携带的器材，全部毁掉，或者埋葬起来。”
“我舍不得。”这么说的时候，严开运没有料到撤退时的混乱和无法渡江的情况。
邱清泉深深吸了一口烟后说，“那好，舍不得你们就带走吧，但要记住，带不走的时候一定破坏掉，绝对不能让敌人利用。”
“是的，知道了。”严庄重地行了一个军礼。
关于邱清泉这一战的命运，严开运听到了两种说法，一种是他在南京陷落后化装成难民逃出南京；另一种是他和马威龙旅长一道突围冲出芜湖。“无论哪种说法，”严开运说，“邱一直坚持到战斗的结局，这在当时的将领中，还是少见的。”
离开指挥部，严开运便带着他的连队向下关码头出发，他不曾想到的是，撤退的路上竟然埋着地雷，很多地方都用白色标语写着：“小心，地雷！”这样一来，原来的并列纵队必须变成一列纵队从路旁绕过，原本两个小时的路程，他们走了四个多小时。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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