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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打到哪里，公墓修到哪里
1945年1月，史迪威公路（即中印公路）通车。《大公报》驻军记者吕德润随军前行的前夜，到伊洛瓦底江边的一所木屋向孙立人道别。屋子里只有孙将军孤身一人，和一条猎狗。
吕德润问孙立人是否有需要捎带的国内物件。
孙立人沉思片刻说：“如果你方便时看昆明街头有没有卖冥钞的，如碰上就请你代我买一些回来。”吕德润乍一听“冥钞”两个字没回过神来。
“冥钞就是上坟时烧的纸钱。”孙立人苦笑道，“并不是我迷信，只是我实在不知道还能用什么别的办法去祭奠那些为国牺牲的将士们。”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断断续续说完这句话，将头别过去。
吕德润事后回忆道：“我采访过不少中外将领，像孙将军这样重感情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孙立人的部队有条不成文的规矩：仗打到哪里，就把公墓修到哪里。当年，从密支那到腊戍及卡萨十余城市都建立了新一军阵亡将士公墓和纪念碑。
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1945年6月，带着缅甸俘获的大象和日军俘虏，新一军回家了。同行的还有上万阵亡将士的骨冢，一如孙立人的承诺，“招魂随旆，同返中原，永享春秋，长安窗梦”。
1945年9月16日，广州受降典礼一结束，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立即着手筹备建筑新一军印缅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公墓选址广州白云山马头岗上，因为“广州是一个抗击侵略者的城市，马头岗附近有72烈士、廖仲恺、朱执信诸位先生的墓园”。
公墓费用未动用国民政府一分钱，由新一军全体官兵自愿捐献。孙立人命令600名日军战俘“以流汗报流血”，“以慰先烈于九泉”。据王伯惠等老战士回忆，新一军用一个工兵连，每天从战俘营，押解600名战俘到沙河工地，工兵连的战士站在工地四面负责警戒，“修建公墓的日本战俘很老实，工作很认真，中午自己做饭”。
两年后，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落成，蔚为壮观。
一块青石纪念碑居于纪念塔正面，刻有孙立人的手书隶体，“陆军新编第一军印缅阵亡将士纪念塔”。
纪念塔中央驻守着一只铜鹰，它是新一军的军魂，以射杀日寇的炮弹壳熔铸而成。铜鹰重逾千斤，守护着二万七千名烈士的骨冢。
1947年9月8日，公墓落成祭礼上，两千多人身着墨绿色的军装、臂戴黑纱。孙立人站在纪念塔下，如同一棵笔直的松树，瘦削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平静而缓慢地说：“我站在墓前，遥望西南，十分怀念那些印缅阵亡的袍泽。他们英容雄姿，仿佛就在我的面前。我时时在怀念他们，我永远在哀悼他们。”
老兵回忆说，当哀乐奏起的时候，留守墓园的3只缅甸大象竟像也被悲伤的情绪所感染，一连数声吼叫。沉闷的人群里，响起了低泣声。
时间似沙河的溪流缓缓淌过墓园。六十年过去，清澈的沙河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眼下广州的下水道和臭水沟。
“一群被遗忘的人”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穆旦写在1945年的诗，竟一语成谶。
解放后，新一军散落天涯，墓园渐渐荒芜，无人问津。
正当中国抗日阵亡将士的公墓遭受毁灭性的破坏的时候，日本却在缅北建起了日军阵亡将士公墓，他们甚至给每一匹阵亡的战马竖立了纪念碑。数年前就已看过该公墓的张富麟说：“看了之后岂止难受，简直气得要骂爹骂娘！”
“一群被遗忘的人，他们战死，便与草木同朽；他们战胜，仍是天地不容！”柏杨在泰国一座中国印缅军公墓的石碑上留下文字。
1950年元旦刚过，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派专机来台湾接孙立人，表示美方有意把他培植成为台湾“政权”领导人。但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孙立人将此阴谋原原本本转呈给蒋介石。他的忠诚也为自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1955年，蒋介石惟恐孙立人功高盖主，以“兵变”的罪名将他软禁台中。
孙立人成为“张学良第二”，那些旧日僚属袍泽也遭连累，据李敖记载，“他们三十多年来，或魂归天上、或命丧法场、或坐穿牢底、或穷困潦倒”。113团团长刘放吾在台湾凤山卖煤球。终生服刑的旧属郭廷亮在假释台湾时，发生火车跳窗事故，“意外”身亡。
那三十多年，孙立人被困在台中的“家”里，没有见过外人。生活窘迫的时候，靠种玫瑰花和养鸡下蛋支撑家庭。晴日里，他在园子里为玫瑰花施肥、剪枝、浇水。家人有时拿些花出去卖，人们管它们叫“将军玫瑰”。他一次次申请去美国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以至结婚典礼，一次次被拒绝。
1991年2月20日黄昏，冰心老人在《纪念孙立人将军》里追忆道：“本来应是三十三年峥嵘的岁月，却变成蹉跎的岁月，怎能不使人悲愤？”
张德三原是中国远征军新一军总队机枪连机枪手、排长，在缅北沙河战斗中受伤被遣散后，只身逃回腾冲，险些被当作汉奸枪毙。他的记忆中再也没有留下当年的任何情节，只是一遍又一遍给探访者演示打机枪的动作：“哒哒哒，这是三发……”。他没有食指，只好用中指演示扣动扳机。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富麟留居缅甸曼德勒，做了三十多年的华文教师。60多年来，张富麟再也没有回过祖国。现在靠家人在市场卖米和生姜为生。他自己也摆摊卖字，但从未有人买过他的字，在缅甸，没几个人会喜欢中国书法。他的家是一间竹子搭的小屋，四面透风。他期待有一天，中国抗日老战士、老同志能再一次穿上威武的军装，戴上军功勋章，在人们的欢呼下，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
那段光辉的历史，成为辛酸的历史，憋在每个战士心底。新一军的传说替代了历史，在民间越传越奇。故事里，奉行人本主义的孙立人成为活埋1200名日军战俘的铁血将军， “吾军欲发扬，精诚团结无欺妄”的新一军军歌演绎为另一版本，“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
2006年10月，当学者卢洁峰前往成都访问新一军老兵时，他们的发言像决堤的洪水，争先恐后自顾自地说起来，挡也挡不住。事后好几个老兵对她说：“痛快！说出来就痛快！”
卢洁峰说：“我想，他们是被压抑得太久了，他们没有机会去表达，没有人愿意坐下来，听他们倾诉。”
世界没有忘记新一军。1992年，仁安羌战役50周年纪念时，芝加哥卡尔登酒店大厅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紧紧握住刘放吾将军的手：“今天我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对你表示深深的感谢与敬佩。”美国总统布什也向其致函表示敬意。
2005年9月3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作战的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9月4日，这次讲话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得到报纸的当天，新一军三十师老兵张孟轩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由于患了喉癌不能说话，就在纸上拼命写：“所有老战士都将被颁发纪念章，那也就是说，国家承认我们是抗日的了！”
“不为他们修复公墓，我们于心不忍”
老兵们常常在梦里见到死去的战友。
“他们为国家牺牲了，连尸首都带不回来，成了孤魂野鬼，叫我们活着的人怎能安生？” “我们一起参军的一个同学，就死在我身旁，一阵炮弹过后，他坐的地方就只有一个大坑了。”“连长死得好惨，一块弹片飞来，就把脑袋削去一半……”“不为他们修复公墓，我们于心不忍啊！”
最早为公墓奔走的老兵是潘德辉。他毕业于黄埔军校，作为国民党的高级谍报人员，本受蒋介石委派来监视孙立人，但后来反成了孙立人的贴心人。他为这位落难将军深深折服：113团营长张琦阵亡四十多年，孙立人仍设法找到张琦的独生女张锦蓝，把她父亲荣获美国追赠的银星勋章交给她；得知齐学启将军在岳麓山下的坟冢年久失修，孙立人发起集资6000美元，委托旧部赴湘重修墓冢……孙立人的祖坟在“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挖掉了，再也无法找到，但他晚年最耿耿于怀的，是“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
直到去世前，潘德辉仍在申请公墓修缮事宜。1994年，公墓被列为广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纪念塔的两截青石纪念碑被找回，镶回纪念塔背面。
2004年，广州市建委在规划书里表示，将拆除濂泉路附近的违章建筑，腾出空地用于修建绿化广场，以迎接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但因故未能实施。
2005年9月，新一军老兵们委托王伯惠和徐文两人起草一份给中央领导人的信，请求修复广州新一军公墓。信中写道，“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将士，都成了异域孤魂。在国内为他们所建的唯一的一座公墓，被破坏、毁灭。相比日本人要来华（在云南松山）为他们侵略中国的亡灵修建纪念碑的行动，我们痛心疾首！”
国家信访部门很快回函：“向抗日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不久，广州市政府承诺老战士，修复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或将公墓迁至黄埔区长洲岛，或原址保护。
但公墓原址重建牵涉面过广，阻力重重。其中，纪功亭和墓门的产权分属沙东市场承包者和有利服装城，二十多年来，商业圈的气候已占上风。紧贴纪念塔的恒富酒店则维系着几十名退休职工的生计，“酒店拆了，没有租金收入，谁来养活他们？”
而老兵们不愿意仅仅按原貌重建一个微缩墓园。搬迁墓园建筑的难度又太大，残旧的墓身极可能在途中损坏，且按《国家文物保护法》，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属于不可移动文物。
国际媒体纷纷把目光投向这座失修已久的墓园。继《亚洲周刊》对老兵特写后，2007年6月初，日本《朝日新闻》连续五天以大篇幅刊出新一军公墓专题报道《谁同日本打了仗？中国的老兵们》。10月，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新一军公墓修缮问题已经引发一场网上大论战。
广州市政府也在积极协调各方面关系，希望尽快解决问题。这几年市政府、市文化局、省台办和市政协等曾多次前往公墓考察。负责公墓接待工作的刘志军很清楚地记得，就在今年7月的一个晚上，各单位先后来了四拨领导人视察，其中还包括广州副市长。
刘志军说他打心底敬仰这些为国捐躯的老前辈，过去的年月里，人们曾因为无知做出了疯狂的举动，现在，大家都很爱惜这座纪念塔。“如果哪一天国家需要我们上战场，可能我也会像他们一样，战死沙场，埋到某个非亲非故的地方”，“每次看到它，就像看到我自己的墓。”
2003年，台北动物园里86岁的“林旺爷爷”去世。它是留守过新一军公墓的最后一头大象。奔赴过印缅战场的老兵，到今年，最年轻的也有80岁了。他们还在一天天老去。
丁涤勋，91岁，现住在湖南株洲一间没有锁的旧房子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联系海内外战友，为新一军整理了上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当安徽人民出版社寄给他1600元稿费，他坚决退回。2006年，一向身子骨硬朗的老人坐车时把两根脊椎颠折了，之后一直为车伤所累。现在，老人时常神情恍惚，身体也出现了各种毛病。难得精神好些，就在病榻上给卢洁峰写长长的信。他在最近一封信里写道：极此我一生的决心，是继承孙将军遗志严以律己并为孙和38师留史。
梁家佑，85岁，他说：“我以为我们应该保证在有生之年达成一点成果。这个最低成果可不可以是：坚决放弃迁建墓园的计划，保留遗址现状，仅仅要回现存遗迹、遗址及通道的物权、地权，以及开放权、募款权。不要政府出一角钱、征一分地、迁一户民居、只消政府点个头。”
广州已是深秋。公墓在凋零的季节静静地等待。偶尔刮过一阵风，吹得墓门墙头无名的野花瑟瑟发抖。过了年底，又是一年了。老兵们的心愿一如既往地坚决，他们寄望在不久的将来，待公墓修复后，他们能把暂厝台湾的孙立人墓，移葬在广州的白云山脚，马头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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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先锋国家历史 作者：周华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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