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芳回忆：最后一次见周总理

新中国建立后，张瑞芳迎来了她艺术生涯的黄金时代，先后主演了《南征北战》、《母亲》、《家》、《李双双》等优秀影片。然而，在十年浩劫中，她遭到了“四人帮”的迫害。危难时刻，她又一次得到周总理的关怀，获得“解放”，被选入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但她万万没有想到，代表团出访前周总理的接见，却成了她与周总理的最后一次会面。

“解放”那天，我一把抱住来接我的儿子

1970年12月底，我在“干校”获得“解放”，可以在轮休日回家了。

完全是出于本能的生物磁场，我在衡山路下了车，远远看到马路对面站着一个青年，一身时兴的志愿军的绿军装，悄没声地向我跑来，伏在我的肩上说：“妈妈，你走了三年零十八天……”我定睛望着这个青年——严佳，我的儿子！11岁到14岁，那是一个孩子变化最大的年龄段，我恍如隔世，一把抱住儿子，只有眼眶里不断转动的泪，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儿子接过我的提包，一起往家走。走上楼梯，一眼看到等在家门口的严励———对家的归属感，全赖这位给我带来平安、可靠、踏实感的老伴！没有激动的场面，一切都在默默的不言中。桌上摆着一盘彩色包装的巧克力糖，厨房里的一顿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这时有中央文件传达说，要给“解放”了的“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出路”。

1973年3月，厂革委会主任突然找我到办公室，说：“北京调你去出国，参加廖承志带队的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又能去北京了！我的心在狂跳，却故意不动声色，保持着我这几年来的习惯表情——沉默着。我脑海里立即浮现1965年5月“文革”前夕访日时尴尬的场面。“要是日本朋友问起赵丹、白杨他们的近况，我该怎么回答？还有《李双双》，1962年我随戏剧代表团访日，曾作为礼物将《李双双》影片送给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本朋友问起来我该怎么说？”主任说：“我不能马上回答你。”几天后，他回答：“赵丹他们么，你就说在干校参加生产劳动，挺好的。至于《李双双》，等到北京请示中央领导吧。”以后我才知道，赵丹、白杨在少教所里关了五年多，因为我的提问才把他们调到干校。

我又高兴，又惶恐。后来才了解到：此次出访是“文革”中第一次除外交部以外的民间外事活动。那时因为中日刚刚恢复邦交，日本朝野纷纷邀请中国派代表团访日，这才有了由廖公领队的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的组成，社会各界都有代表，全体成员共54人，都是周总理跟“四人帮”几经周折讨价还价才确定下来的。其中大多是还戴着各种“帽子”靠边站的人物，诸如楚图南、谢冰心、华罗庚、董其武、马纯古、荣毅仁这些德高望重的前辈，都是总理点名力争的，当然还有“四人帮”的几个亲信，像于会泳、浩亮等当时的文化部负责人。

张春桥的问话阴阳怪气

3月底，我一到北京就按规定去对外友协的办公楼报到。出门时，在过厅里，迎面碰到刚从外面进来的廖公，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三十多年前，我到“青艺”报到，第一次见到廖公，他乐呵呵地上前来一把捏住我的鼻头。眼下，廖公瘦了，脸上显出从来没有的严肃，这让我心里一抽，酸酸的，我强忍着将要涌出的眼泪，低声说：“您好！”廖公也低声回应：“你好！”我们俩都没有停下脚步，只是放慢脚步，轻轻地擦肩而过。我忍不住回过头去，冲着他的背影轻声补一句：“多多保重啊！”他也微微侧身回答了我一声：“谢谢！”

我们从外地来的代表共8人，上海4人，东北4人，其余都是北京各界代表人物，住在北京饭店，集中学习3个星期。代表团中电影界的代表就我一个，其他文艺界的代表主要是来自京剧和芭蕾舞的样板团。上海的领队是革委会成员、郊县某生产大队的女支部书记。当时跟我同屋的京剧名演员李炳淑（样板戏《龙江颂》中大队党支部书记江水英的扮演者），她的丈夫在北京的另一个样板京剧团，他们很久不能相聚。周末，我去看姐姐，就把房间留给他们。出国前夕，“四人帮”单独接见了上海代表团，张春桥阴阳怪气地问我：“听说你还让房间？”这叫什么话！人家又不是偷情，难道也成什么“动向”了？我闷头“嗯”了一声，一肚子的不服气。“文革”前我们还是交谈甚多的，这次他不软不硬地说：“你要少说话！”

电话中邓大姐的声音让我喉头哽咽

此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终于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周总理和邓大姐。先是接到大姐的电话，对方问：“你猜我是谁？”我本能地听出是谁的声音了，但我不敢贸然叫出来，我非常小心地反问对方：“请问您是哪位？”对方说：“我就是你日夜想念的大姐啊！”“大姐！”我的眼泪几乎是和声音一起迸出来的，嗓音也哽塞了。大姐甜美的声音充满喜悦，她要接我去中南海见见面，我吞吞吐吐地说：“大姐，您先来看看大家吧。”大姐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

过两天，邓大姐果真来到北京饭店看望大家，我们8个人围着她，大姐很委婉、很含蓄地说：“这些年大家受苦了，有些事不能怪你们，是我们教育不够，是我们了解不够，现在问题清楚了，大家不要再背包袱了。”而这些年来大姐和总理又何尝不是在“受苦”！

见过大家，我终于在一天晚上被大姐派来的车接进中南海西花厅。7年了，西花厅的陈设还是老样子，只是从50年代就开始用着的紫色布沙发套越发显得老旧了……

大姐详细问我这几年隔离审查的情形，我说：“叛徒”、“特务”、“假党员”的帽子全给我戴过了，最后自己给自己套了一顶“广义叛徒”的帽子。我解释说：赫鲁晓夫被叫做“列宁的叛徒”，因为他背叛了马列主义；说我对工农兵文艺方向有对抗情绪，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背叛，所以就叫做“广义叛徒”吧！大姐听了笑出了声。我还告诉大姐：当时在我最艰难的日子里，有人悄悄劝我给总理和大姐写信求援，我没有这样做，一是坚信自己没有做过亏心事，二是不想给二老平添麻烦。

谈话中，我特别伤心地说：“我今年已经54岁了，以后即令能让我工作，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大姐安慰我说：“你的样子并没有多大变化呀！”我撩着额前的头发给大姐看：“我前边的头发全白了，为这次出国才临时染黑的。”原本想在西花厅里等到总理回家，眼看时间过得飞快，大姐说：“别等了，总理今天接见外宾，说不定半夜才回来。”而我也必须在规定时间赶回饭店。说着话，我们走出房间。那天的月色特别好，天像刚刚洗过的一样干净，我小声对大姐说：“我这是不是在梦境里？”

没想到总理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

3天后，终于在我们出发前的一天，4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的上海厅，周总理如约接见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的全体成员。此前他一再带话给大家，要我们解放思想，把出访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都提出来。今天，他是来检验这支队伍的，并为一些疑难问题做出定论。要知道，这是冒着很大风险的。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也是一次特殊的接见。

周总理在姬鹏飞、朱穆之等同志的陪同下步入接见大厅。全体成员沉默地站了起来。要是过去，大家会高高兴兴地迎上前去，我也会欢快地奔到总理面前，而现在我也一动不动地站在自己的座位前。周总理缓步走来和大家见面。所有被接见的老同志恐怕都像我一样，1965年后就没有面对面见到周总理了，每一位和总理握着手的“各界人物”心都在颤抖……

我等待着，等待着，感到时间特别长。总理终于站在了我的面前！7年不见了，几秒钟的对视，我感到一阵心酸。总理瘦了！他一向光彩照人的面容明显地憔悴了，脸上出现了我从没见过的老人斑。我哪里想得到，他那时已经病魔缠身！我心里有着千言万语，却只能用眼睛定定地望着总理。总理也打量着我，冒出一句：“头发染了？”声音里带着轻松的笑意。“嗯。”我完全没想到7年没见的总理第一句问候的话是这么迸出来的。“再长出来怎么办？”总理俏皮地歪着头微笑。“再染！”我条件反射般地回答。“哈哈！谁给你出的这个主意！”随着愉快的笑声，总理又回看我一眼，随即走向我右手边的上海劳模倪海宝面前。

大家落座以后，总理和方方面面的代表有问有答地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要大家发挥主动性，不要因为怕说错话而不说话；他还问到代表团里医疗人员配备情况，并特别问及董其武等老同志们的健康状况如何。总理笑着说：“叶帅曾建议，将中年划分升高到60岁，我很赞成。”然后他朝着我坐的方向提高声音：“瑞芳，你还有6年啊！”

总理这突如其来的最后一句话，是对我讲的，也是对在座所有同我一样心情的人讲的。一个积极的人生态度不能总沉湎于对往事的回顾，而要向前看！我低下头，心里感到热烘烘的，眼泪又一次滴满胸前……一会儿，话题谈到文艺界，总理的语气有些激动，他问为什么不准黄宗英去深入生活？他还说严凤英的死是没有人关心她。最后他向在座的人问道：“《李双双》影片有什么问题？是作者有问题？为什么要批判？错在哪里？把我都搞糊涂了。”

总理的一席话，让《李双双》彻底翻身

全场沉默。总理直截了当先问当时国务院文化小组的负责人：“于会泳，你说，为什么要批判？”于会泳支支吾吾：“我没有经手这事。”总理换一个人问：“浩亮，你说？”浩亮连话都不敢接。总理又转向李炳淑：“你是演员，你看这电影有什么问题吗？”李炳淑老老实实回答：“总理，我说不清楚。”总理再转向老前辈：“冰心同志，你是老评论家了，你说说看，这部影片有什么问题？”冰心大姐回答得柔中有刚：“当时看过，觉得不错，现在记不起细节了。”我感到我这个当事人不能不讲话了，于是主动“检讨”说：“按照‘三突出’的原则，李双双算不上是英雄人物，因为她阶级自觉性不高，只能说她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她作风简单，时常和人吵架。她学习文化只看识字课本，她没有学习《毛选》。”

总理对我的回答似乎并不满意，他沉默了一会儿，口气缓和下来，说道：“李双双做了很多事情，都是为公的嘛，只是她丈夫的思想有点中间，要历史地看这个影片。整个影片的倾向是好的嘛！现在，连李双双的歌也没人唱了。”总理一席话，《李双双》就此彻底翻身！接见结束后，一些同遭“冲击”的代表们，像华罗庚、郑凤荣、林丽蕴等同志，兴奋地络绎前来跟我一再重温总理说过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不只是为一部电影恢复名誉，还有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曾经付出的劳动和曾经拥有的荣誉！我也迫不及待连夜打长途电话回上影厂，长途电话接线员也顾不得工作规范就直接和我说话了：“张瑞芳同志，《李双双》解放了，恭喜呀……”

访日圆满结束回到北京，我想在北京多留几天，想等机会再见见周总理，但我的“监护人”不许，要求立即返沪。4月14日的总理接见便成了我与周总理的最后一次会面。

不希望总理看重拍的电影

回到上海，我被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可以在演员组正常上班了，并成为厂革委会的一个委员了。过去我是演员组的组长，也曾是局、厂党委会的委员。这时，厂里的演员剧团也恢复了，赵丹、白杨也陆续回上海了，总算大家可以坐在一起上班了。我的主要业务工作先后有两项：参加重拍电影《年青的一代》，在里面扮演萧奶奶；还有就是演员剧团在排演话剧《赤脚医生》时，要我做个“提意见的人”。

经历过“文革”的人们一定都还记得，当时的舞台上只有8个样板戏，“文革”中期以后，才渐渐有了把舞台上的样板戏搬上银幕，及按照“三突出”原则重拍五六十年代的老电影。所谓“三突出”，就是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在我参加重拍《年青的一代》之前，1974年先重拍《南征北战》。新版《南征北战》拍成彩色宽、窄两种银幕规格，场面也比旧版宏伟许多，人物个个英俊，不低于一米七的身材，穿着“的确良”挺括的军装，作战时也不许将面部弄脏，否则是丑化正面人物。没想到，彩色宽银幕的《南征北战》放映后，观众都说远不如以前的黑白片真实可信。

《年青的一代》最早是1963年上海青年话剧团首演的一出话剧，反响非常好，一年后上影厂拍成电影。“文革”后自然也被打入冷宫。如今1974年，这部戏要拿出来重拍，并要我在剧中扮演萧奶奶。演出过程中，我们都感到束手束脚。在拍摄过程中，我的“基调”就是定不下来，从头到尾，我就像个纸糊的萧奶奶，没有灵魂。电影总算是拍完公映了，我打心眼里不希望周总理看到这部连我自己都觉得难受的电影。但从内部材料看，江青及当时的文化部头头看过影片，周总理也出席了，大家都无话可说。

1973年以后，我大大小小做了这些工作，心中一直默默地等待着有一天能再见到周总理。没想到1976年1月8日，等来的却是周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一开始，我脑子里反应不过来，但在一遍又一遍哀乐伴着沉痛的悼词声中，我的心在抽搐。我赶到厂里向负责人请假去北京，他说要请示上级。几天后通知我：“一个都不允许离开上海……”在我乘公共汽车上班时，身旁一位中年女乘客悄声在我耳边说：“您没去北京吗？”我摇摇头，眼泪又涌满眼眶。

摘自《岁月有情－－张瑞芳回忆录》张瑞芳口述金以枫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 (本文来源：新闻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