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雷锋日记》出版始末（组图）

雷锋，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名字。他的事迹之所以被广为传颂，与他牺牲前后对他的宣传工作密不可分：１９６３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分别为他题词，赞扬他的崇高精神；《接过雷锋的枪》、《学习雷锋好榜样》等歌曲曾广为传唱；有关雷锋题材的电影、话剧、歌剧、相声、快板等文艺作品风行一时；《雷锋日记》和《雷锋的故事》一版再版，并被选入小学语文教科书，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现在４０岁以上的中国人恐怕都读过雷锋的日记，但是关于《雷锋日记》的出版发行过程，恐怕就知之甚少了。

沈阳军区《前进报》与雷锋日记的首发

雷锋出名的时间不是在他牺牲以后，生前他已经是个很有名气的人物了，被称作“东北的一团火”。

沈阳军区《前进报》编辑董祖修是阅读、摘录雷锋日记较早的人之一。董祖修第一次接触到雷锋日记是在１９６０年１０月。一天，《前进报》总编辑嵇炳前向董祖修介绍了报社拟宣传雷锋的计划，并把５本日记交给他，让他看看能否摘录发表一部分。当时已是下班时分，董祖修接过雷锋的日记本，拿回家去，当晚便在灯下阅读起来。他打开１９６０年雷锋参军后新使用的日记本，一下子便被扉页上贴着的黄继光画像吸引住了。那是一张剪自画报的黄继光画像。画像上展现的黄继光，目视前方，颇具战场上仇视敌人、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雷锋在画像两侧空白的地方竖着写道：“英雄的战士黄继光，我永远向您学习！”

董祖修一本一本往下看。从雷锋那一篇篇充满着阶级爱憎的倾诉当中，从那一句句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共产主义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直至最宝贵的生命的铮铮誓言当中，他深感雷锋绝非一般战士，而是一位真正把个人的苦同整个阶级的苦连在一起，把个人的解放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连在一起，自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先进典型。

董祖修仔细琢磨雷锋日记中一段段颇具哲理性的话语：“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远不干，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一起的时候才能有力量”；“要记住：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雷锋同志，愿你做暴风雨中的松柏，不愿你做温室中的弱苗”……

第二天，董祖修向上级领导表示，日记完全可以摘登，他还想前往雷锋所在连队采访一次，或许可以得到更多更新的东西。嵇炳前欣然同意。董祖修来到运输连，雷锋正外出作报告不在连队。经人指点，董祖修在连队找到雷锋的一只小箱子，又发现了几册笔记本和一些在稿纸上写的哲言、诗歌……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２６日，沈阳军区《前进报》用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长篇通讯，报道了雷锋的先进事迹。稿件还同时发给了新华社、《解放军报》、《辽宁日报》、辽宁《共青团员》、《辽宁工人报》、《沈阳日报》。各报刊在发表时，标题都作了修改：《解放军报》（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３日）的题目叫《茁壮的新苗》，《辽宁日报》题为《红色的战士》，新华社发稿的题目是《苦孩子成长为优秀战士》。那时宣传调门最高的是《前进报》，沈阳军区还同时提出了“学雷锋、赶雷锋、超雷锋”的口号。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雷锋牺牲前两年，他的名字就已经传遍了东北大地，在全国范围内，他也是有一定知名度的。

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日，《前进报》以《听党的话，把青春献给祖国》为题，摘发了雷锋从１９５９年８月３０日至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５日间的１５篇日记，并加了热情洋溢的编者按。这是最早见诸报端的雷锋日记，是作为宣传雷锋事迹的重要材料出现的。

雷锋牺牲后，１９６３年１月７日国防部把他生前所在班命名为“雷锋班”。１月２０日，《前进报》又用了将近一个半版的篇幅，摘录发表了３２篇雷锋日记，其中包括１９６０年发表过的１５篇。此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发表的雷锋日记，均来自《前进报》。

应当说，《前进报》给各报刊提供的日记摘抄，总的来说是准确的，是尊重雷锋原作的。但同日记原文相对照，《前进报》发表的日记也有个别变动之处。从《前进报》这方面来说，是从四开四版小报的需要出发，在文字上作了删节和压缩；而在选辑过程中，由于一时难以查实，编辑又将雷锋抄录报刊书籍的一些名言警句当作了雷锋自己所写日记的内容。

总政宣传部决定出版《雷锋日记》

１９６３年２月７日，《人民日报》刊载雷锋日记摘抄之后不久，周恩来曾让邓颖超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吴冷西，说读了雷锋的事迹和日记很感动，认为日记写得好。同时，邓颖超告诉吴冷西，总理好像在哪儿见过《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雷锋”的诗作，希望报社认真查实，搞清楚日记中哪些是雷锋自己的话，哪些是他摘录别人的话，别人的话应注明出处。

吴冷西很快把电话打到总政宣传部，总政又及时将电话打到沈阳军区政治部。沈阳军区政治部又将核实雷锋日记的任务，交给了《前进报》编辑董祖修。

１９６３年３月中旬，董祖修接到核对雷锋日记的任务后，把当时军内外报刊上刊登的雷锋日记摘抄仔细查对了一下。《前进报》最初刊载时的问题也出现在其他报刊上，主要表现在：雷锋自己的话与雷锋摘录别人的话，没有区分开来，缺少必要注解。但总的来说，刊发出来的日记是忠于原作的。董祖修把查对结果如实作了汇报。军区政治部领导为了慎重起见，特派他和负责对外宣传报道工作的徐文一同前往总政宣传部，以便及时把宣传中某些不准确的地方纠正过来。

当时，总政宣传部已初步确定正式出版《雷锋日记》一书。总政负责出版的同志的设想是这样的：在出版前言中，从正面说明这是依据雷锋日记的原文，对已发表过的雷锋日记进行详细校对，并增加了一部分新的内容而选辑成书的。这样，就可以借此机会把原来某些不准确的地方纠正过来，使今后的宣传有个可靠的依据，使学习有个准确的版本。

董祖修赴京的任务，是和总政宣传部的相关人员一起再次核实报纸上所刊登的雷锋日记。离开沈阳前，他把一份雷锋日记的完整抄件随身带到了北京，这让大家喜出望外。这本日记抄件成了１９６３年４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首次出版的《雷锋日记》的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