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口述：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图)

改革开放初期，王文正参加了两场共和国大审判：1980年他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参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来，作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他又参与了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在《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一书中，他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过程作了一个全面的口述；而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情况，至今却鲜为人知。通过他的讲述，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详细情况———

对上海余党提起公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四人帮”上海余党所犯下的罪行，早已引起了上海人民以及全国人民的愤怒，纷纷要求清算他们的罪行，将他们与“四人帮”一同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在这个时候，中共上海市委顺应民心，并报请中央批准，决定对这伙作恶多端的余党进行公审，以平民愤。1980年12月，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还没有结束，上海方面就开始着手准备对“四人帮”上海余党的审判了。

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余党中的骨干分子当时列出的一共有四十多名，而首次决定进行法庭审判的共9名。他们是：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女）；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务委员、工交组负责人陈阿大；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务委员、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务委员、财贸组负责人黄金海；原中共上海后方基地委员会副书记戴立清；原中共上海市轻工业局委员会副书记马振龙；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务委员、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

可是，当年我们审判后的判决书，为什么只有8个人，而独独少了一个位于这伙余党之首，而又罪大恶极的“三结合老干部”马天水呢？

据我所知，“四人帮”被粉碎第二天，马天水就被中央通知去北京“开会”。他到北京期间，中央派人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达给他。他听到后立刻脸上显出一种异样的表情，双目发呆，站在那里久久不动，然后便发出一声令人不解的怪叫声，可见这件事情已将他的精神世界完全击垮。后来他还向中央提出，要求对“四人帮”宽大处理。在关押期间，由于各种原因，马天水患了反应性精神病，经常会独自一人发呆，有时傻笑，完全丧失了供述、申辩能力。我曾听有的人说，这是马天水见自己末日来临装出来的，目的就是逃避法庭对他的审判。

为此，我们请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对其进行了多次检验，结论是情况属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于因精神病而失去了供述和申辩能力的被告人，法庭不应对其进行审判。后来我们按照法律规定，给市委打了报告，市委批准只在《起诉书》中揭露其罪行，暂缓对其进行起诉和审判。

1982年6月26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对徐景贤、王秀珍向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7月2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对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这些人经过长时间的预审，大多数都认识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犯下的罪行，表示愿意接受法律的审判，但仍然有少数人认为对他们的审判有些“过了头”，在预审时常跟审讯的人员顶牛。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对这场审判必须得认真严肃地对待，切不可掉以轻心。

为了反映人民的意愿，在审判之前，从全市的工业、财贸、科技、文教、工人、妇女和民主党派中选出了20名人民陪审员，与市高、中级人民法院的12名审判员一起，共同组成了8个合议庭。

1982年7月13日，庄严神圣的审判开始了！

与徐景贤法庭对质

第一个被审判的是徐景贤。1982年7月13日，徐景贤被带上法庭,没有了昔日担任市委书记时的派头。由于这次不能对马天水进行审判，因此徐景贤就被推到了这伙余党的首犯位置。

徐景贤是这些被告中很有心计的一个。在预审的时候，他对于一些次要的罪行都承认得很快，而对于一些主要的罪行却不断地找各种理由来回避。用我们法官的话来说，就是认罪不够稳定。徐景贤的罪行最严重的一条就是策动武装叛乱。在预审的时候，他对于主要的事实都做了交代———不交代也不行，因为别人都已交代了。但从他的讲话中，不时流露出一些情绪，那就是这样做是被迫的，是在当时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被“一网打尽”而采取的被动的防御措施。

同时他还一再强调，武装叛乱未遂。在法庭上，面对法官的提问，他还是强调说，他自己“对策动武装叛乱在1976年10月10日到北京时，个人的行动就已经终止了；而且在10月12日书面向中央领导人作了‘自首’报告”。法官对他所说的向中央领导人“自首”没有提出疑义，但对于他以此否定策动武装叛乱的说法当场宣读了几名当事人证词，并当庭出示了物证。他知道无法赖掉，便承认“是事实”。

可是，当问到他迫害陈丕显、曹荻秋等人时，他却不愿承认。徐景贤说，自己曾经对陈、曹二人进行过诬蔑，也是想将他们打倒，但自己对诬陷材料的来源不清楚，这些材料都是由专案组汇报和提供的，自己没有多大责任。审判长张增祥问道：“你当时是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专案组的材料怎么能不知道，你必须得说出道理来。”听了法官的话之后，徐景贤不紧不慢地回答说：“专案组不是我在管，而是由王少庸、王承龙他们在负责。”这明明是在表面上承认，而事实上又否认掉了。

公诉人向法庭提出让当事人出庭作证。徐景贤偏过头去看了看，脸上露出有些惊愕的样子。这个出庭作证的证人名叫盛龙涛，是原市革委会专案办公室曹荻秋专案组的副组长。盛龙涛说，徐景贤等人在夺取了上海市党政领导大权之后，处心积虑欲置陈丕显、曹荻秋于死地。他们在全市多次组织批斗大会，要陈、曹二人低头认罪，如不认罪，就实行体罚，有时还动手进行毒打，使二人的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曹荻秋最后被迫害而死。

法庭为此追问徐景贤：“证人讲的是不是事实？”徐答：“基本上是事实。”这就是徐景贤与其他几名被告不同的地方。王秀珍等几名被告，认罪态度好的，是自己犯下的罪行都承认，认罪态度不好的，干脆就顶牛，没有或很少用这样的词句。法律不承认“基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有一点含糊。

公诉人这时向证人发问：“曹荻秋为自己的问题，曾向中央写过申诉信，这些申诉信后来都到哪里去了？”证人答：“这些信后来都被扣压了。”公诉人：“那么，你们是如何将曹荻秋定为叛徒的？有没有根据？”证人：“那是在王洪文、徐景贤等人的高压下，由我们专案组写出来，然后报给当时的市委和市革委的。”公诉人：“请你讲具体事实。”证人这时看了看站在那里的徐景贤，接着说：“专案组经过几年调查，认为曹荻秋没有根据定为叛徒。因此在1972年7月17日写了一份‘曹荻秋被捕后，在监狱里编了假口供，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出卖组织，定叛徒没有确凿根据’的情况，登在一份《情况反映》上。”这时，公诉人要求法庭出示这份《情况反映》。法庭当众出示了这份材料。在人证物证前，徐景贤再也无法推脱了，只好承认“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