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者谭嗣同诞辰143周年

一、谭嗣同其人其书

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 - 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寥天一阁主。湖南浏阳人。虽出身官僚家庭，然个人处境异常艰难。少时为父妾所虐，备极孽苦，“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忍受，濒死累矣”（《仁学·自叙》）。其能博览群书，尤习西方自然科学。其又习武，性好骑射，结交侠士。及长，鄙视科举，好今文经学，对魏源、龚自珍等极为称赏，喜读王夫之《船山遗书》。曾游历直隶、山西等十余省，结交名士，观察风土，遂萌生反满思想。谭嗣同的时代，中国积贫积弱，屡战屡割地赔款，故其历史处境与其前及今日皆有不同，西洋文化渐行华夏，传统之宇宙观与价值观崩溃，士人担当道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异常高涨。甲午战后，谭嗣同由一保守派变而为一激进派，愤中国积弱，在浏阳倡设算学馆，开湖南维新风气之先，并遍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城市，吸收新知。1896年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赁居南京。曾拜杨文会为师学佛，治“唯识宗”、“华严宗”，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慨”。

1898年，谭嗣同写成《仁学》一书，提出“以太”为宇宙物质本源之学说，谓世界各种现象之关联、变化、结合和依存都为“以太”之作用，并将“以太”这种沟通世界为一整体之作用称作“仁”，而“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他尖锐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纲常名教”，要求“冲决”种种“网罗”，还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主张。其变法主张包括变科举以育人材，开议院以达下情，改官制而少其层累，发展机器工业，开办矿业等等。

1897年，谭嗣同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等设立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铁路等新政。次年，又倡设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旧政，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遭到湖南守旧势力的攻击。8月，谭嗣同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荐，被征入京，参予变法。因后党发动政变，9月28日，与林旭等六君子同时被害。其诗风格雄健。后人编为《谭嗣同全集》。

谭嗣同曾师从欧阳中鹄与刘人熙，欧阳氏袭船山而号瓣姜，愤世嫉俗，反对志谷干名利。而刘氏更是推崇湘贤王船山，辛亥革命后曾创办船山学社，是《船山学报》的创始人。正是因为这种师友关系，谭嗣同亦十分推崇王船山，尝谓：“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而本人则谓，近四百年来，直接船山者，惟有谭嗣同一人而已。

谭嗣同之父谭继洵官湖北巡抚，其家庭出身与后日之革命家黄兴、蔡锷等人迥异，本可为一封疆大吏之子干名利，然其心怀天下，身荷大道，“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仁学·自叙》）不惜杀身成仁以拯救生民于水火，斯人之精神可感动天地！

二、谭嗣同慷慨就义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询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生母徐氏出身贫寒，作风勤朴，督促谭嗣同刻苦学习。10岁时，嗣同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曾与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1877年，在浏阳，他又师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1884年，他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劳动人民反封建斗争精神的濡染，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思想富于斗争性。1888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妥协退让，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1897年夏秋间，写成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他认为物质性的“以太”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世界万物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而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异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现规定为“仁”，而“仁”的内容是“通”，“通之象为平等”，“仁――通――平等”是万物的发展法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他在这部著作中，愤怒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指出，封建纲常礼义完全是那些独夫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因此，对于那些昏暴的专制君主，不仅可以不为其尽忠死节，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

1898年初，接受了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1898年3月，他又与唐才常等人创建了维新团体南学会。南学会以联合南方各省维新力量，讲求爱国之理和救亡之法为宗旨，“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他还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由他任主笔。由于对湖南新政的尽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闻名。光绪“诏定国是”后不久，就有人向光绪推荐谭嗣同，光绪同意召见。8月21日，他抵北京。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他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参预新政。次日，光绪又召见他，表示自己是愿意变法的，只是太后和守旧大臣阻挠而无可奈何，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他参政时，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已是剑拔弩张。慈禧等人早有密谋，要在10月底光绪去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废黜光绪，一举扑灭新政。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20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西太后。

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他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东渡日本避难，并慷慨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他与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当他们被杀时，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他神色不变，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1899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墓前华表上对联写道：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谭嗣同慷慨就义，留有名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虽死犹生，直启后来人。晚清以来，其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惟有谭嗣同。1900年，他的朋友唐才常策动自立军起义。之后，追慕谭嗣同这位湘贤的辛亥革命精英黄兴等人不断起义，百折不挠，前赴后继，终于推翻了满清政权，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

三、谭嗣同思想

谭嗣同少时博览群书,并致力于自然科学的探讨,鄙视科举,喜好今文经学。后为新疆巡抚刘锦堂幕僚,曾往来于直隶、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 江苏数省,察视风土,结交名士, 有“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异常不满,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 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 舆地等新式课程,开湖南全省维新风气之先。1896年2月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龢等人。旋奉父命, 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供职南京。曾游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同年底重抵南京,闭户养心读书, 成《仁学》2卷,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 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其哲学为“仁学”。“仁”是万物之源,它“以通为第一义”。而 “以太"则是沟通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桥梁。由于“以太”“不生不灭”，所以就肯定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是静止的、停顿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思想,从变易中论证其改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想。并且认为封建“名教"是维护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号召人们冲决君主、伦常、利禄、俗学、天命、佛法等封建网罗。对秦汉以来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尤为猛烈,认为君主专制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提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在批判专制制度的同时,还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以及变法等主 张。1897年,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设立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筑铁路等新政。1898 年,创建南学会,主办《湘报》,积极宣传变法,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同年4月，得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被征入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林旭、杨锐等人参与新政,时号“军机四卿”。

谭嗣同的独立意识与批评意识在《仁学》一书有较为强烈的体现，其宗旨在于冲决网罗。《仁学·自叙》谓：“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此即其追求真生命之大义所在。

谭嗣同反三纲五常，启我湖湘乃至中国近代伦理革命之先河。谭氏是近代以来第一个正面呵斥纲常名教者，说：“仁之乱也，则于其名。名忽彼忽此，视权势之所积；名时重时轻，视习俗之所尚。……俗□陋行，动言名教。……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乎？……忠孝，臣子之专名，终不能以此反。虽或他有所据，意欲诘诉，而终不敌忠孝之名为名教之所尚。反更益其罪曰怨望，曰觖望，曰怏怏，曰腹悱，曰讪谤，曰亡等，曰大逆不道，以为当放逐，放逐之，当诛戮之，曾不若孤豚之被絷缚屠杀，犹奋荡呼号以声其痛楚，而人不之责也。”（《仁学》）

谭氏批评君主独裁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愈剧。”“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然而有知辽、金、元之罪浮于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秽壤也，其人羶种也，其心禽心也，其俗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砺猰貐之巨齿，效盗跖之肝人，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乃犹以为未餍，峻死灰复燃之防，为盗憎主人之计。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王道圣教典章文物之亡也，此而已矣！与彼愈切近者，受祸亦愈烈。故夫江淮大河以北，古所称天府膏腴，……衣冠文物之薮泽，《诗》、《书》藻翰之津途也，而今北五省何如哉？古之暴君，以天下为己私产止矣，彼起于游牧，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虽然成吉思汗之乱，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亦有号为令主者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帝、明武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著《大义觉迷录》也。”（《仁学》）对于中国历史，其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仁学》）

五常之中，惟有朋友一伦最无弊而有益，谭嗣同说：“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兄弟于朋友之道差近，……余皆为三纲所蒙蔽，如地狱矣。”夫欲变法，必先变教，“今中外皆侈谈变法，而五伦不变，则举凡至理要道，悉无从起点，又况于三纲乎！”（《仁学》）

我之真生命，为我主宰，绝不可为名利而丧其真。故谭氏极不喜死节，谓：“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民之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夫曰共举之，犹得曰吾死吾所共举，非死君也。独何以解于后世之君，皆以兵强马大，力征经营而夺取之，况又有满汉种族之见，奴役天下者乎？”（《仁学》）

前有王船山抨击独夫民贼假仁义以食人，后有谭嗣同反三纲五常。处于君主专制之时代，谭嗣同之精神可谓振聋发聩，直启我湖湘后人继续革命推翻独裁帝制，故杨毓麟《新湖南》说：“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惎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故吾湖南人之奴性，虽经十一朝之栽培浸灌，宜若可以举根而固蒂也，然至于今日，几几乎迸裂爆散，有冲决网罗之势。”

与王船山相比，谭嗣同之独立意识与批评意识更为强烈，他要冲决种种网罗，开显原本真实的自由生命，他“无所住而生其心”，养得浩然正气，不为种种网罗所桎梏，直见天地之大德——生。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