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中共领导人王明

咄咄逼人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王明提议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专题报告。王明口口声声表示，他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言语咄咄逼人。有人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

王明在报告中批评了中央洛川会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他认为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再提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口号；他反对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亲日之分；他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他反对提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这些意见，显然与中共中央有着明显不同，但由于他有“尚方宝剑”，大多与会者只能表示赞同。毛泽东虽然也作了辩白和解释，但还是采取了忍让态度。

会议最后一天，在讨论组织问题时，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提出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并在排列上做了手脚。王明自知此举难免引起猜疑，故一再声明他决无“夺帅印”之意。据张国焘回忆说：“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和他同回国的赵云（即康生）、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毛原则上是赞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改选书记的问题。”

在会上，王明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解释各执一词，使与会的前线指挥员难得要领，不知如何去贯彻会议精神。彭德怀就有这样的体会，他越听越糊涂，感到会议上的精神不一致，回去不好传达。按照惯例，毛泽东的指示是要一竿子到底的，可是，这个王明也不得小觑，他带回的可是“国际精神”。因此，彭德怀在汇报时，只是讲了一些华北抗战情况和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在会上，他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而是采取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次由王明所搅局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正如彭德怀事后回忆说：“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同时，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发展加以限制，对共产党的发展也加以限制，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

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显而易见，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的认可。

分庭抗礼

不久，王明就来到了武汉。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由于代表团和长江局成分大致相同，决定合并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叫中共中央长江局。长江局的委员是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此后，王明把持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他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独断专行，把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与中共中央公开分庭抗礼。前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看的一清二楚，他回忆说：“我们把华中局（即长江局）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 月的决定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据我判断，毛在公开场合虽然表示拥护党的这条新路线，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却很少露面。”

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似乎占了上风，但中共中央并没有为这次会议作决议。王明对此耿耿于怀。回到武汉后，他便自作主张，擅自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一文，片面强调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忽视两党之间抗战路线的区别。他还在中共中央已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后，又提出另外六大纲领，强调“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

1938年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竟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嚣，指出在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令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感意外。为防止王明再生枝节，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后来，经会议讨论，同意王明去武汉，但明确规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可王明根本没有执行这一规定，到武汉后一直待到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才回到延安。他自己也承认：“不愿留在延安工作。”王明之所以不愿留在延安，说穿了，是延安有个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中央，他的言行总得要受之约束，而在武汉就不一样了，他可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 (本文来源：人民网 )